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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喜事

第二十八章喜事 (第1/2页)

赵小刀要成亲的消息,是黑风的大儿子最先传出来的。
  
  那只左耳朵天生缺角的小老鼠蹲在鱼缸边缘,嘴里叼着半根辣条,含含糊糊地对我喊:“老板,校场上在搭红绸布,老吴头把他那根船桨擦得锃亮——肯定有大事。”
  
  我正站在灶台前,手里的锅铲刚翻过一块红烧肉。油星子溅在灶台上,滋啦一声响。肉是五花三层的好肉,皮已经煎出了虎皮纹,在酱油色的汤汁里颤颤巍巍地抖。我把肉翻了个面,锅铲的铁刃磕在铁锅边上,发出叮的一声脆响。
  
  “那根船桨老吴头每隔三个月就擦一次,”我说,眼睛没离开锅里的肉,“上次擦是因为骠国使臣要来,上上次擦是因为大唐太子要来,再上上次擦是因为他说船桨上沾了海鸟粪。”
  
  黑风二世把辣条嚼完,油乎乎的爪子往鱼缸玻璃上一抹,留下两道红油印子。他抹抹嘴,从鱼缸边缘跳下来,四只爪子落在灶台上,差点踩进酱油碗里。我拿锅铲作势要打他,他往后一缩,往校场方向窜去,丢下一句:“这次不一样——赵统领换了新靴子。”
  
  锅铲停在半空中。
  
  新靴子这事确实稀罕。赵小刀那双旧靴子我太熟了——黑色的牛皮靴,靴头磨得发白,左脚那只的鞋底有道裂纹,是用鱼线缝上的。她穿了整整三年,从泥沼之战一直穿到现在。去年冬天我实在看不下去,从骠国商人手里给她弄了双新的,小羊皮的,内衬加了绒,冬天穿了不冻脚。她把新靴子收下了,穿了三天,第四天又换回了旧靴子。我问她为什么,她说旧靴子跟脚。我说新靴子穿久了也跟脚。她想了想,说了一句让我记到现在的话——“旧靴子跟脚,新靴子硌脚。硌脚的靴子上战场会死人。”
  
  我追问过她,是不是有什么讲究。她蹲在校场边上擦刀,头也不抬地说,泥沼之战那晚她就是穿的新靴子。新靴子硬,脚底磨出了泡,光脚冲泥滩的时候泡已经破了,碎贝壳割进伤口的时候她感觉到的不是疼,而是一种“早知道就穿旧靴子”的后悔。这种后悔在战场上会要命——不是真的要命,是让你在拔刀的那一瞬间分神去想脚底的泡,而拔刀的那一瞬间,够倭寇捅你三刀了。
  
  从那以后,她再也不穿新靴子。
  
  除非有比上战场更重要的事。
  
  我关了火,把锅铲搁在灶台上。红烧肉在锅里咕嘟咕嘟地冒着泡,汤汁收得浓稠油亮,香气顺着厨房的窗户飘出去,把黑风二世又勾了回来。他蹲在窗台上,眼巴巴地盯着锅里的肉,左耳朵缺角的地方一抖一抖的。我拿筷子夹了一块肉放进嘴里——咸了,糖放少了。又夹了一块,嚼了两下,确实咸了。
  
  我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解下围裙搭在灶台边的椅背上,往校场走。
  
  从伙房到校场要穿过半个东海港。三月中旬的东海港,海风还是硬的,带着咸腥味从港口方向灌进来,把晾在路边的渔网吹得鼓起来,像一面面灰色的帆。港口停着七八艘船,桅杆上挂着万国旗帜——大唐的龙旗、骠国的佛幡、拂菻的金鹰、法兰克的鸢尾花,在风里猎猎作响。昨天是建国纪念日,万国来朝的排场还没撤干净,港口码头上还堆着没搬完的贡品箱子,上面盖着防潮的油布,边角被海风吹得啪啪响。
  
  我路过老吴头的船坞,看见他果然坐在船坞门口擦那根船桨。船桨有两米多长,桨叶是铁力木的,包了一圈铁边,铁边上钉了十几颗铁钉,每颗都有拇指粗。他用一块浸了桐油的布从桨柄擦到桨叶,又从桨叶擦到桨柄,动作慢得像在给船桨按摩。他的独眼盯着桨叶上映出的自己的影子,嘴里念念有词,脸上沟壑纵横的皱纹被桐油的气味熏得舒展开来。
  
  “老吴头,”我站在船坞外面喊他,“听说你把船桨擦得锃亮?擦几遍了?”
  
  他头也不抬:“三遍。”
  
  “三遍?上次骠国使臣来你才擦了两遍。”
  
  “骠国使臣又不是赵小刀成亲。”他把桐油布翻了个面,继续擦第四遍,“老周家那小子我见过,左臂被倭寇砍过一刀,说话闷声闷气的,半天憋不出一个屁——配赵小刀,配得上。”
  
  他说“配得上”三个字的时候,桨叶上的铁钉反出一道光,正好打在他的独眼上。他眨了一下眼,嘴角往下撇了撇,像是在笑又像是在忍笑。我认识老吴头二十年了,他这辈子笑过的次数一只手数得过来——刀口舔血活过来的人,脸上的肌肉早就忘了怎么笑,偶尔笑起来反而比哭还难看。
  
  “你觉得新郎官怎么样?”我问。
  
  “老实。”他把船桨翻过来擦背面,“打了十四年仗,左臂挨过一刀,差点废了。伤好了之后握刀会抖,但从来没在战场上退过一步。这种人不会说漂亮话,但办事靠得住。”他顿了一下,独眼从桨叶上抬起来看了我一眼,“跟赵小刀她弟一样——王铁柱也不会说漂亮话。那小子活着的时候,每次见了我只会叫一声‘吴伯’,然后就闷头帮我补渔网,补一下午不说十句话。老实人。都是老实人。”
  
  他念到“王铁柱”三个字的时候声音忽然低了,像是被海风吹散了一样。他把船桨往地上一顿,桨柄在泥地上戳出一个深深的洞,然后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
  
  “走吧,去校场看看。赵小刀指挥搭彩棚,我不放心——那丫头打仗是把好手,指挥搭棚子还不如让老郑上。”
  
  校场在北边的高台下,是一片压实的黄泥地,方圆能站三万人。我走到的时候,校场北端的高台两侧果然挂上了红绸布。不是战时那种浸了鱼油的火把布——那种布是暗红色的,粗粝扎手,裹在箭头上点着了能烧穿船帆——这是真正的、从骠国商人手里换来的红绸,丝质的,在阳光下泛着水波一样的光泽,边角还绣了暗纹,是骠国那边的吉祥图案,像云又像浪。
  
  老吴头拄着锃亮的船桨站在高台下,独眼盯着高台上正在指挥搭彩棚的赵小刀。
  
  赵小刀穿了一双新靴子。
  
  黑色的牛皮靴,靴筒包着小腿,靴底比旧靴子厚了一层,走起路来应该会咯吱咯吱响。靴子是新的,但她走路的习惯没变——身子微微向左倾,右脚落地比左脚重,走快了的时候左脚会在地上拖半寸。碎贝壳割破脚底的伤口早就愈合了,但神经断了,走路永远会有一点跛。她左手举着打火机——那个跟了她快四年的打火机,银色外壳已经磨得露出了黄铜底,滚轮上密密麻麻全是磕痕——右手比划着彩棚的高度,嘴里喊着:“左边再高一点!右边那根木头歪了,歪了三指,老郑你眼睛长在脚底板上吗看不见那么粗一根木头歪了?老郑你别偷吃供品那是给将军留的!”
  
  老郑端着一盘红烧肉站在彩棚旁边,嘴里塞得鼓鼓囊囊的,腮帮子凸出来像个松鼠。他拼命咽下嘴里的肉,含糊不清地说:“试菜!这是试菜不是偷吃!伙头军的职责就是确保每一块肉都炖到位——你不能让我把没试过的菜给将军吃吧?万一咸了呢?万一淡了呢?万一糖放少了呢?”
  
  赵小刀转过身,拿打火机指着老郑:“从你偷吃第一块算起这已经是第七块了。你这叫试菜还是试饱?第一块试咸淡,第二块试火候,第三块试刀工——第七块你试什么?试盘子底够不够深?”
  
  老郑把盘子放下,一脸正气地说:“第七块试肉的均匀度。你看这一块偏肥,刚才那块偏瘦,我得确保肥瘦搭配合理——这是为将军的喜宴负责。”
  
  赵小刀瞪了他一眼,嘴角忍不住往上翘了一下,又硬生生压下去。“把盘子端过来。”她说。老郑屁颠屁颠地把盘子端过去,赵小刀拿筷子夹了一块放进嘴里,嚼了两下,眉头微微皱起来。
  
  “咸了。糖放少了。”
  
  “我就说嘛!”老郑一拍大腿,“我刚才试到第四块的时候就觉得不对,但又不敢确定,所以又试了三块——”
  
  “老郑。”
  
  “哎。”
  
  “闭嘴。”
  
  老郑闭嘴了。但他闭嘴之前还是忍不住嘟囔了一句:“军师做的?军师的红烧肉平时不这样啊,是不是建国纪念日忙糊涂了……”
  
  赵小刀没理他,把筷子搁在盘子上,转过身继续指挥搭彩棚。老吴头拄着船桨站在我旁边,独眼盯着赵小刀的靴子,看了好一会儿才说:“新靴子。她还真的穿了。”
  
  “比上战场更重要的事。”我说。
  
  “比上战场更重要的事。”老吴头重复了一遍,声音很轻。
  
  就在这时我看到了一个人。校场另一端的兵器架旁边,站着一个穿横海军军服的汉子,三十出头,中等个头,肩膀很宽,站在那里像一根钉在地上的木桩。他正抬头看着高台上指挥搭彩棚的赵小刀,风吹起他的袖子,露出左臂上一道从手腕拉到肘部的疤。
  
  周千夫长。赵小刀的未婚夫。
  
  他站得离高台有二十步远,既不靠近也不离开,就那么站着,双手背在身后,姿态像是在校场上听长官训话。但我注意到他的右手一直在动——手指在左手掌心反复画着什么,像是在默写什么东西,又像是在练习某个动作。后来我才知道,他在练修打火机的步骤:拆外壳、换火石、调滚轮、装回去。他在心里默练了三年,每一步都背得滚瓜烂熟,但他的手太粗了,指节上全是老茧和刀疤,真的拿起镊子的时候手会抖。他怕真的修的时候把打火机弄坏,所以每次站在校场上等赵小刀的时候,就在掌心里练——用指甲在皮肤上模拟每一个动作,练到指甲在掌心里磨出过一层又一层的死皮。
  
  赵小刀从高台上跳下来,朝我走过来。新靴子在泥地上踩出深深浅浅的印子——左脚浅,右脚深,跛得比平时更明显。她在我面前站定,把打火机别在腰间的刀鞘旁边,抬起下巴看我,眼睛里亮晶晶的。
  
  “军师,老郑说你做的红烧肉咸了。你是不是又放多了酱油?”
  
  “酱油没放多,是盐放早了。”我看着她腰间的打火机,银色外壳上有一道新的划痕,看起来像是最近蹭的,“肉下锅之前要用温水泡半个时辰,把血水泡出来,不然怎么炖都腥。我跟你说过六遍了。”
  
  “我记不住。”她理直气壮地说,“我是禁军统领,又不是伙头军。红烧肉的原理你当年没教我。”
  
  “教了。你睡着了。”
  
  “那是因为你讲得太无聊。”她笑了一下,然后笑容慢慢收起来,变成了另一种表情——不是严肃,是郑重。“军师,明天我成亲。你得上座。”
  
  “上座是你家长辈坐的。”
  
  “你就是我长辈。”她的语气不容置疑,像是在下军令,“我爹走得早,我弟也走了,东海港里跟我最亲的就是你和将军。将军要坐主位,你也得坐。你坐左边,老吴头坐右边。老郑不准坐——他要是坐上去能把一桌子红烧肉吃光。”
  
  我看着她。十九岁那年我从倭寇手里把她捡回来的时候,她又黑又瘦,左脚的伤口化脓发了高烧,昏迷了三天,醒来第一句话是“刀呢”。那时候她叫我“先生”,后来跟着别人叫我“军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她不再叫我军师了——在下属面前叫军师,私下里直呼其名的时候越来越多。但不管她怎么叫,我都知道在她心里,我的位置和四年前不一样了。四年前我是她的救命恩人,四年后我是她嘴里那个“教***原理讲到她睡着”的师父。
  
  “行。”我说,“我坐左边。老郑坐小孩那桌。”
  
  赵小刀笑了。她笑起来的时候会露出右边的虎牙,整个人看起来忽然年轻了好几岁。她今年二十三了,颧骨上有一道浅浅的疤——是前年追倭寇的时候从马上摔下来磕的——平时不笑的时候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一笑就露馅。
  
  “新郎官呢?”我问,“让我见见。”
  
  她转过头朝兵器架那边喊了一声“老周”,声音不大,但穿透力极强——那是她当了三年禁军统领练出来的嗓子,能在海风里把军令传出去三里地。兵器架旁边的汉子愣了一下,像是被点名的兵一样条件反射地挺直了腰板,然后大步朝我们走过来。
  
  走近了,我看清了他的脸。国字脸,眉毛很浓,颧骨上被海风吹出了两团红,嘴唇有点干裂。他站在赵小刀旁边,比赵小刀高大半个头,肩膀宽得能把赵小刀整个人遮住。他的眼睛不大,眼白里有几条血丝——应该是昨晚值夜岗熬的——但目光很稳,看人的时候不躲闪,也不咄咄逼人,就是那种“我站在这里,哪也不去”的稳。
  
  “军师。”他对我点了点头,声音跟老吴头描述的一模一样——闷声闷气的,像是从胸腔深处挤出来的,每个字都带着一种天生的钝感。
  
  “周千夫长。”我打量了他一会儿,“听说你打了十四年仗?”
  
  “十四年零三个月。”
  
  “从几岁开始?”
  
  “十七。家里种地的,那年倭寇上岸烧了我家的村子,就投了军。”
  
  “左臂怎么伤的?”
  
  “五年前的台州海战。倭寇的刀砍在左臂上,骨头没断,但神经断了。”他把左臂的袖子卷到手肘,露出那道从手腕拉到肘部的疤。疤痕是淡红色的,边缘不平整,看得出来当年伤口很深,愈合得也不好——应该是战地急救条件差,随便缝了几针就完了。他活动了一下左手的手指,大拇指和食指不太听使唤,往外张开的幅度比右手小很多。“握刀的时候会抖。”他说,语气平平淡淡的,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打仗怎么办?”
  
  “用右手。左手是废了,但还能握盾。右手砍人没问题。”他顿了一下,补充了一句,“握刀会抖,但握别的不会。”
  
  他说“握别的不会”的时候,赵小刀的脸红了一下。极短暂的一下,像篝火被风吹得跳了一瞬,然后她就若无其事地别过头去看彩棚了。但我看到了。我看到她的右手无意识地摸了摸腰间打火机,大拇指在滚轮上反复摩挲,这是她紧张或者害羞时的习惯动作——就像当年在礁盘石门前,她伸手跟我讨打火机的时候,也是在反复摩挲自己的掌心。
  
  “听说你求婚的时候说要帮她修打火机?”我问。
  
  周千夫长的耳朵根子红了。他低头看了一眼赵小刀,发现赵小刀在假装看彩棚没看他,于是又把目光转回来,艰难地组织了一下语言:“那天……那天校场点兵,她打火机坏了,滚轮卡住打不着。她拿刀尖撬滚轮,差点把手指划破。我说我帮你修。她说你会修吗。我说不会,但可以学。”他停了一下,喉结上下滚动了一次,“然后我就去学了。”
  
  “学了多久?”
  
  “三年。从王胖子的户外用品店买了一堆旧打火机,拆了装装了拆,拆坏了大概四五十个。”
  
  “现在会了?”
  
  “会了。”他从怀里掏出一个东西,放在掌心里给我看。那是一个小小的工具包,用牛皮缝的,巴掌大,针脚歪歪扭扭的,一看就是自己缝的。工具包里有镊子、火石、一小瓶液化气、几根备用的打火机滚轮,还有一小块磨刀石磨成的细砂纸。每一个工具都卡在自己专属的槽里,严丝合缝,显然用了很多心思。“以后她的打火机归我修。修不好——”
  
  “修不好就怎样?”
  
  “修不好我就陪她一起用火镰。”他的语气跟说“握刀会抖但握盾没问题”时一模一样,平平淡淡的,但每个字都带着那种天然的、不需要修饰的笃定。
  
  站在旁边假装看彩棚的赵小刀忽然转过身来,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声音比平时高了半度:“军师你听到没有?这个人说他学了三年修打火机,就是为了修我的打火机。我的打火机——一个破打火机,充其量值两文钱。他学了三年。”她的眼眶红了,但忍着没让眼泪掉下来,咬着下嘴唇,露出右边那颗虎牙,“你知道吗军师,我爹走的时候我还小,什么都不懂,就知道哭。我弟走的时候我在战场上,连哭都来不及哭。我以为我这辈子不会再——”她说不下去了,抬起手在眼睛上胡乱抹了一把,然后把腰间的打火机拔出来,狠狠拨了一下滚轮。
  
  火苗跳出来,歪歪扭扭地晃了两下,然后稳住。她盯着火苗看了很久,声音忽然低下来,低到只有我和周千夫长能听见。“我以为我这辈子不会遇到一个人,愿意为了我做一件根本用不上的事。”
  
  周千夫长站在她旁边,没有说话。但他伸出右手,轻轻握住了赵小刀左手的手腕——握着刀鞘旁边的位置,避开了打火机。他的手掌很大,指节粗粝,轻轻握住她细瘦的手腕,像握住一件易碎的东西。赵小刀没有挣开,也没有转头看他,就那么让他在校场边上站着,在满港飘扬的万国旗和满地堆放的贡品箱子之间,在满校场三万个兵的注视下,安安静静地握住了她的手。
  
  赵小刀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了。她低头看着自己的新靴子,看着靴头上沾的黄泥,在东海港三月带腥味的海风里,哭得无声无息。
  
  “新靴子硌脚。”她说,声音发颤,嘴角却往上翘,“硌就硌吧,又不是上战场。”
  
  我看着她,忽然想起一件事。那是四年前,刚把她从倭寇手里救回来不久。她的脚伤还没好透,包着纱布,一瘸一拐地跟着我从医务室走到伙房,走了一路,脚底的纱布渗出了血。我问她疼不疼,她说疼。我说疼为什么不休息,她说了一句话——
  
  “疼不重要,活下来才重要。”
  
  现在她站在校场上,穿着新靴子,脚底肯定又被磨出了泡。但她没提疼。她说的是——硌就硌吧,又不是上战场。这个四年前连命都差点丢了的小丫头,如今已经不把疼当回事了。她在乎的只有一件事:什么值得穿上新靴子。
  
  她找到了。
  
  婚期定在三月十九,建国纪念日的后一天。
  
  赵小刀在伙房里宣布这个决定的时候,嘴里正嚼着一块红烧肉。她把肉咽下去,筷子往桌上一拍,说:“建国纪念日是将军的,三月十九是我的——谁也不许跟我抢。”
  
  沈青禾坐在她对面,面前摆着一碗白粥和一碟咸菜,咸菜几乎没动。她穿着那件靛青色的衬布袍子,头发随意束在脑后,面前摊着一堆国书和军报。听到赵小刀的话,她放下手里的文书,抬起眼睛看了赵小刀一眼,嘴角微微翘起,右颊上的酒窝很深的陷下去。
  
  “好。三月十八万国来朝,三月十九赵小刀成亲——整个东海港连庆两天。”
  
  赵小刀愣了一下:“将军,你真同意了?我还以为你会说‘军务繁忙不宜铺张’之类的。”
  
  “你成亲是军务。”沈青禾端起白粥喝了一口,“禁军统领的婚事关系到全军士气。你嫁得好,三万禁军安心。你嫁得不好,第一个出来砍人的就是我。”
  
  赵小刀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低头扒了一口饭,把脸埋在碗里。沈青禾放下粥碗,看了一眼坐在角落里默默啃压缩饼干的老吴头,又看了一眼灶台前正在颠勺的老郑,最后目光落在我身上。
  
  “军师,婚礼你来筹备。”她的语气跟下军令一模一样,“红烧肉管够。多放一勺糖。”
  
  “多放一勺糖?”老郑从灶台前探出头来,“将军,军师今天做的红烧肉本来就咸了,再加糖就成了糖醋肉了——”
  
  “老郑。”沈青禾说。
  
  “哎。”
  
  “你负责试菜。吃到不咸为止。”
  
  老郑的脸一下子就亮了,像是被授予了一项光荣使命。他挺起胸膛,右手握拳在胸口锤了一下:“保证完成任务!为了赵统领的喜宴,我老郑豁出去了——从今晚开始试,试到明天晚上,每锅肉试七块,不,试十块——”
  
  “你再试下去喜宴的肉都被你试没了。”赵小刀把筷子扔过去,砸在老郑头盔上,弹了一下掉进面粉盆里,“省着点吃,明天才买肉。”
  
  那天晚上,伙房里的灯亮到很晚。赵小刀坐在灶台边,把打火机翻来覆去地拨,拨着了又吹灭,吹灭了又拨着,火苗映着她的脸忽明忽暗。老吴头坐在门口擦船桨,从第四遍擦到第六遍,嘴里一直念念有词。老郑在灶台上炖了一锅新的红烧肉,说要严格按照“多放一勺糖”的标准来试,试到第五块的时候被赵小刀发现,挨了一鞋底。我坐在角落里写喜宴菜单,写了两行就写不下去了——不是因为我不会写,是因为赵小刀一直在旁边拨打火机,火苗跳动的节奏和她四年前在礁盘石门前伸手跟我要打火机的时候一模一样,急切的、反复的、像是要用火焰确认什么东西的存在。
  
  沈青禾坐在另一头看军报,时不时抬头看一眼赵小刀。有一次赵小刀的火苗差点燎到自己的眉毛,沈青禾放下军报说了一句“小心”,语气跟当年在泥沼边上喊“赵小刀你给我活着回来”时完全一样——短促、紧张、声调压得很低,像是一句军令被硬生生挤成了关心。
  
  赵小刀把打火机收起来,站起来走到沈青禾身边,犹豫了一下,然后说:“将军,你明天穿战甲还是穿袍子?”
  
  “你希望我穿什么?”
  
  “……袍子。”赵小刀说,“我成亲不打仗。你穿战甲太吓人了,老周见了你会腿软。”
  
  沈青禾的嘴角又翘起来了,酒窝深深陷下去。“好。穿袍子。”
  
  三月十九,清晨。
  
  天还没全亮,校场上就开始挂红绸了。这次的红绸比昨天更多——除了高台两侧,校场入口的旗杆上也缠了红绸,兵器架上也系了红绸,连老吴头立在台下的船桨都被老吴头亲手缠了一道红绸布,在晨光里红得像一柄染了血的兵器。
  
  港口的风比昨天小了一些,万国旗帜在桅杆上缓缓飘动——大唐的龙旗、骠国的佛幡、拂菻的金鹰、法兰克的鸢尾花,在晨光里和满校场的红绸交相辉映。海面上有薄雾,太阳从雾里升起来,把整个东海港染成了一片金红色,像是有人在天边倒了一缸子红烧肉的汤汁。
  
  三万禁军在校场上列队。没有人下令,他们自己排的——昨晚值班的夜岗兵还没换防就来了,眼睛里有血丝但腰板挺得笔直;伙头军的老兵把围裙脱了换上干净的军服,袖口上还沾着酱油印子;就连军医帐的三个女军医也来了,站在队伍最边上,踮着脚往高台方向张望。
  
  赵小刀站在校场北端的高台下面。她穿着那身黑色的横海军军服——不是新做的喜服,就是平时穿的那件,但洗得格外干净,袖口的毛边被剪掉了,领口的铜扣擦得锃亮。军服外面没罩甲,只在腰间扎了一条新的牛皮腰带,左边挂着刀,右边别着打火机。新靴子踩在晨露打湿的泥地上,靴头上已经沾了泥。手腕上系着那根褪了色的红绳——那是她弟王铁柱编的平安绳,沈青禾还给她之后,她系上去再也没解下来过。红绳的结打得很紧,边缘已经磨毛了,颜色从大红褪成了暗红,像干涸的血。
  
  她左手举着打火机。火苗在晨风里跳了一下,很弱,但所有人都看到了。三万人屏住呼吸看着那一小簇火苗,看着它在海风中歪了一下、抖了一下、然后稳住。太阳刚好升到桅杆的高度,阳光穿过万国旗和红绸的缝隙,落在赵小刀身上。
  
  沈青禾从旁边走过来,站在她旁边。靛青色的衬布袍子,不是战甲。袍子的下摆沾了一点晨露,头发用一根银簪子简单挽在脑后,簪子上刻的是东海国的家徽——不是龙凤,不是祥云,是一枚被波浪包围的盾牌。她的气质和平时完全不同,没有站在点将台上那种让人腿软的压迫感,但依然带着一种安静的力量,像一柄收在鞘里的刀。
  
  赵小刀看了她一眼,沉默了一瞬,然后说:“将军你今天很好看。”
  
  沈青禾的嘴角微微翘起。“你今天也很好看。新靴子不硌脚?”
  
  “硌。”赵小刀低头看了看靴子,右脚本能地往外撇了撇——脚后跟肯定磨破了,“但今天不是上战场——硌就硌吧。”
  
  她把打火机举过头顶。火苗在红绸的映衬下显得格外亮——不是战时那种浸了鱼油的火把的暗红,而是真正的火焰该有的金黄,温暖,明亮,像一颗被举在半空中的小太阳。
  
  老吴头拄着缠了红绸的船桨站在高台下,独眼盯着那簇火苗,嘴唇无声地翕动着。旁边站着的副将老孙忍不住问了一句:“老吴头,你在念叨什么?”
  
  老吴头没转头,眼睛仍盯着赵小刀手里的打火机。“在跟阵亡的弟兄们汇报。”
  
  “汇报?”
  
  “嗯。”他把船桨往地上顿了一下,桨叶上的铁钉在晨光下反着暗红的光,“周长安、陈大勇、王铁柱、张阿满——”一个个名字从他嘴里念出来,每个名字都带着一种缓慢的、郑重其事的节奏,像是在点名。被他念到名字的那些人,有的死在泥沼之战,有的死在台州海战,有的死在礁盘石门外那场把海水染红的遭遇战里。他把名字一个个念过去,念到最后,停了一下。
  
  “阿水。”他的声音忽然哑了,独眼用力眨了一下,“阿水你别嫌我啰嗦。赵小刀今天成亲,新郎是老周手下的千夫长,左臂被倭寇砍过一刀,人不错。”
  
  念完之后他把船桨往地上一顿——不是平常那种轻轻一顿,而是用尽全力的一顿,桨柄深深地插进泥地里,桨叶上的铁钉发出一声沉闷的金属颤音,像是在泥地上敲了一记战鼓。那声音在校场上回荡了一瞬,然后被海风吹散。
  
  老吴头看着供桌的方向,独眼里没有泪——他的泪腺在二十年前被一块弹片割断了,哭不出来了——但他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都在发抖。“弟兄们,赵小刀嫁人了。咱们东海港,嫁出去一个闺女。”
  
  供桌摆在校场边上,是沈青禾昨天让人搭的。桌上没有香烛,没有供品碗——放的是一把打火机、一根褪了色的红绳、两块压缩饼干。压缩饼干的包装袋已经泛黄,边角磨出了毛边,是四年前从礁盘石门的补给箱里翻出来的神仙饼。陈大勇生前最喜欢吃这个,王铁柱也喜欢。王铁柱走的时候兜里还揣着半块,被海水泡烂了,攥在掌心里,撬都撬不开。
  
  沈青禾站在供桌旁边,低头看着那两块压缩饼干。她伸出手,手指在包装袋的边缘轻轻碰了一下,然后收回手,退后一步,没有说话。
  
  赵小刀从高台那边走过来,站在供桌前,看着桌上的东西。她拿起那把打火机——不是她的,是沈青禾的,银色外壳,滚轮已经磨平了,上面有一道深深的刀痕,是当年泥沼之战时被倭寇的刀砍出来的。她把打火机放回原处,又拿起那根红绳,在大拇指上绕了一圈,然后轻轻放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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